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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盈彩网投资平台下载app2024-08-3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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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考研倒计时这些注意事项要知道******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2年12月24日至26日举行，从公布的报名数据来看，考研热度仍然不减。

　　在当前全国疫情呈较快发展态势下，多地发布相关措施及提醒，帮助考生顺利、安全参加考试。

　　多地公布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

　　2023年考研一天天近了，此前多所高校及各地报考点公布今年的报考人数等情况，大多都呈上升趋势，有的还创下历史新高。

　　近日，多地也陆续公布2023年考研的报考人数。如安徽省，今年共232080名考生参考，比2022年研考报名人数增加了1.53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在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九场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海波介绍，今年陕西省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为17万1900人，比上年增加2.46%。

　　同样呈增长趋势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2023年广西研考报名人数突破9万人，比去年增加1.1万人，同比增长13.9%，考生规模连续多年大幅增长。

　　相比之下，辽宁省今年报考人数变化不大。据统计，今年辽宁省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接近15万，相比去年的报考人数150033人有小幅下滑。

　　多地要求：考生提前返回报考点所在地备考

　　鉴于目前疫情形势复杂，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多地发布通知及温馨提示，要求考生合理安排行程，及时返回报考点备考。

　　如北京教育考试院 12月1日发布温馨提示，对于目前尚未返京的考生，随时关注当前所在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尽早按照进返京要求返京备考，确保如期顺利参加考试。

　　12月2日，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温馨提示，目前仍在外地的吉林省考生，请尽早规划返回行程，提前回到报考点所在地备考，严格执行防疫要求，以免耽误考试。

　　还有多地对于返回时间做了要求，如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在津报名考试、尚在外地的考生，建议在12月17日前返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要求，在上海本市参加考试的考生，考前7天须在沪。

　　此外，浙江、山西、湖北等多省份都提前对在省外的考生进行摸排，填报当前所在地、因疫情受管控、分流返乡、学校未开学等信息。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还发布通知，因疫情管控等原因滞留外省的浙江省考生应及时向原报考点报告。

　　考生注意：考前要健康打卡

　　在疫情防控方面，多地都要求，考生返回考点所在市后至考试结束前，尽量减少流动，避免前往涉疫地区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非必要不离开考点所在市。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重要提醒称，考生要按照要求做好考前连续7天体温及健康状况监测。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则要求，考前14天，考生须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和自我健康监测。

　　此外，多地都要求，考生要提前在线上进行健康信息填报，并每日完成健康打卡。

　　如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要求，所有在津报名考试的考生，均须从12月10日开始，每日登录“天津市研考健康监测小程序”进行健康信息填报，并如实填写《健康卡》和《流调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也要求，考生考前连续14天(12月10—23日)进行健康打卡。

　　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要求，考前21天(12月3日)开始，所有考生须使用手机登陆“辽宁研考”微信小程序，每天按要求如实完成健康打卡。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则要求，考前14天至考后3天(12月10日—28日)，要通过“健康上报”App 每日进行健康上报。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要求，自12月5日开始，所有考生每日务必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网“研考健康防疫信息上报系统”，按要求如实准确填报个人相关信息。此外还提到，如未按时如实填报信息的，可能会影响正常参考。(记者袁秀月)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摄

　　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摄

　　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